王安石《明妃曲二首》原文鑒賞

　　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，大家總免不了要接觸或使用古詩吧，古詩具有格律限制不太嚴格的特點。古詩的類型多樣，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？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王安石《明妃曲二首》原文鑒賞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。

　　【寫作背景】

　　這組詩作于嘉祐四年(1059年)，王安石奏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之后。當時，梅堯臣、歐陽修、司馬光、劉敞皆寫有和詩。

　　北宋時，遼國、西夏“交侵，歲幣百萬”(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)。自景祐年間(1034—1038)以來，“西(夏)事尤棘”。當時的施宜生、張元之流，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、夏，為遼、夏出謀獻策，造成宋的邊患。詩人們借漢言宋，想到明妃。王安石的《明妃曲二首》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(chuàng)作的。

　　【明妃曲二首】

　　宋代 王安石

　　明妃初出漢宮時，淚濕春風鬢腳垂。

　　低徊顧影無顏色，尚得君王不自持。

　　歸來卻怪丹青手，入眼平生幾曾有;

　　意態(tài)由來畫不成，當時枉殺毛延壽。

　　一去心知更不歸，可憐著盡漢宮衣;

　　寄聲欲問塞南事，只有年年鴻雁飛。

　　家人萬里傳消息，好在氈城莫相憶;

　　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，人生失意無南北。

　　明妃初嫁與胡兒，氈車百兩皆胡姬。

　　含情欲語獨無處，傳與琵琶心自知。

　　黃金桿撥春風手，彈看飛鴻勸胡酒。

　　漢宮侍女暗垂淚，沙上行人卻回首。

　　漢恩自淺胡恩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

　　可憐青冢已蕪沒，尚有哀弦留至今。

　　【譯文及注釋】

　　譯文

　　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，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微微亦低垂。

　　低頭回看身影間周圍無有此顏色，還讓我君王的感情都難以控制。

　　離別歸來卻怪罪丹青畫圖手，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實未曾見有。

　　天仙意態(tài)由自生畫筆難以描摹成，當時冤枉殺死畫工毛延壽。

　　從此一離去心知更不能回歸，可憐還不能穿盡漢朝皇城之宮衣。

　　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遙遠家鄉(xiāng)事，只有年年日日里眼望鴻雁往南飛。

　　家人雖然在萬里傳來親人之消息，好好安心在氈城不要常將家相憶。

　　您還不曾見近在咫尺長門里幽幽阿嬌被鎖閉，人生如果要失意無分天南和地北。

　　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，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。

　　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，只能把心語寄托于琵琶聲中，心事只有自己知道。

　　她用能彈出美妙聲音的手撥動黃金做的桿撥，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著胡酒。

　　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，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。

　　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，胡人之恩還要更深，人生的歡樂在于心與心相知。

　　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(jīng)荒蕪埋沒，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。

　　注釋

　　⑴明妃：即王昭君，漢元帝宮女，容貌美麗，品行正直。晉人避司馬昭諱，改昭為明，后人沿用。

　　⑵春風;比喻面容之美。杜甫《詠懷古跡五首》中詠昭君一首有“畫圖省識春風面”之句。這里的春風即春風面的省稱。

　　⑶低徊：徘徊不前。

　　⑷不自持：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。

　　⑸歸來：回過來。丹青手：指畫師毛延壽。

　　⑹意態(tài)：風神。

　　⑺著盡漢宮衣：指昭君仍全身穿著漢服。

　　⑻塞南：指漢王朝。

　　⑼氈城：此指匈奴王宮。游牧民族以氈為帳篷(現(xiàn)名蒙古包)。

　　⑽咫尺：極言其近。長門閉阿嬌：西漢武帝曾將陳皇后幽禁長門宮。長門：漢宮名。阿嬌：陳皇后小名字。

　　⑾“氈車”句：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。《詩經(jīng)·召南·鵲巢》：“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之。”寫貴族女子出 嫁，陪從很多。兩：同輛。

　　⑿桿撥：彈琵琶的工具。春風手：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。

　　⒀漢宮侍女：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。

　　⒁青冢：杜甫詩中有“獨留青冢向黃昏”及“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恨曲中論”諸句，此用其意。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，故名青冢，在今呼和浩特市南。

　　【鑒賞】

　　其一

　　梅堯臣、歐陽修對《明妃曲》的和詩皆直斥“漢計拙”，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。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(xiāng)的純潔、深厚感情，并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(qū)別開來，尤為卓見。

　　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，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，具有現(xiàn)實意義。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，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筆法寫詩，轉(zhuǎn)折很多，跳躍很大，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，甚至惡意羅織之故。清代蔡上翔在《王荊公年譜考略》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，但還未說得透徹。

　　明妃是悲劇人物。這個悲劇可以從“入漢宮”時寫起，也可以從“出漢宮”時寫起。而從“出漢宮”時寫起，更能突出“昭君和番”這個主題。王安石從“明妃初出漢宮時”寫起，選材是得當?shù)摹?/p>

　　絕代佳人，離鄉(xiāng)去國，描寫她的容貌愈美，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。《后漢書·南匈奴傳》的記載是：“昭君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官，顧影徘徊，竦動左右，帝見大驚。”江淹《恨賦》上也著重寫了她“仰天大息”這一細節(jié)。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(jù)，一面寫她的“淚濕春風”，“徘徊顧影”，著重刻畫她的神態(tài);一面從“君王”眼中，寫出“入眼平生未曾有”，并因此而“不自持”，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。所以“意態(tài)白來畫不成”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。“意態(tài)”不僅是指容貌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。明妃“徘徊顧影無顏色”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(xiàn)。至于“殺畫師”這件事，出自《西京雜記》。《西京雜記》是小說，事之有無不可知，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、評論史實，他只是借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“意態(tài)”而已。而且，這些描繪，又都是為明妃的“失意”這一悲劇結(jié)局作鋪墊，以加重氣氛。

　　上面寫“去時”，下面寫“去后”。對于去后，作者沒有寫“紫臺朔漠”的某年某事;而是把數(shù)十年間之事，概括為“一去心知更不歸，可憐著盡漢宮衣”。這兩句間，省略了“然而猶且”，意思是說：“明妃心里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，然而，她仍眷眷于漢，不改漢服。”

　　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(jīng)指出，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，實質(zhì)不在血統(tǒng)而在文化。孔子修《春秋》就是“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”的。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，用為文化的標志常常是所謂“衣冠文物”。《左傳》上講“南冠”，《論語》中講“左衽”，后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。杜甫寫明妃也是著重寫“環(huán)佩空歸月夜魂”，這與王安石寫的“著盡漢宮衣”，實際是同一手法。杜甫、王安石皆設想通過“不改漢服”來表現(xiàn)明妃愛鄉(xiāng)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，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“失意”而減弱，更不是出于對皇帝有什么希冀(已經(jīng)“心知更不歸”了)，不是“爭寵取憐”。因此，感情更為純潔，形象更為高大。接著又補上“寄聲欲問塞南事，只有年年鴻雁飛”，把明妃一心向漢、歷久不渝的心聲，寫到鏤心刻骨。梅堯臣也說“鴻雁為之悲，肝腸為之摧”。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。

　　最后，又用“家人萬里傳”來說，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，愈解而愈悲，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。更妙的是：筆鋒一帶，又點出了悲劇根源，擴大了悲劇范圍。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“入漢宮”時寫起。漢宮，或者說“長門”，就是《紅樓夢》中賈元春所說的“見不得人的地方”，從陳阿嬌到賈元春，千千萬萬“如花女”，深鎖長閉于其中。以千萬人(有時三千，有時三萬)之青春，供一人之淫欲。宮女之凄涼寂寞，可想而知，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，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，所以從司馬相如《長門賦》到劉禹錫的《阿嬌怨》，還有《西宮怨》之類，大都旨寫這一題材，表現(xiàn)出對被侮辱、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，或者抒發(fā)出“士不遇”的憤慨。唐人“宮中多少如花女，不嫁單于君不知”，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，只是說得“怨而不怒”;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。李壁說：王安石“求出前人所未道”，是符合實際的;至于“不知其言之失”，則是受了王回、范沖等人的影響。王回引孔子說的“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”，卻忘了孔子也說過“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”(《論語》);特別是誤解了“人生失意無南北”一句。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，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，難以做到公允。

　　其二

　　首兩句寫明妃(王昭君)嫁胡，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。《詩經(jīng)》上有“之子于歸，百兩(同‘輛’)御(迎接)之”的詩句，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。在通常情況下，禮儀之隆重，反映恩義之深厚，為下文“胡(恩)自深”作了伏筆。其中“皆胡姬”三字，又為下文“含情欲說獨無處”作伏筆。

　　關(guān)于明妃對此的反應，詩中寫她“含情欲說獨無處，傳與琵琶心自知”。梅堯臣《依韻和原甫昭君辭》中也說：“情語既不通，豈止腸九回?”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，談不上“知心”，所以哀而不樂。

　　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(jié)描繪來表現(xiàn)明妃的“哀”情：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“勸胡”飲酒，一面眼“看飛鴻”，心向“塞南”。通過這一細節(jié)，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(nèi)心的矛盾與痛苦。接著，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(diào)，感動得“漢宮侍女暗垂淚，沙上行人卻回首”，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，則彈者之內(nèi)心痛苦自不待言。“哀弦”之哀，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。

　　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;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、議論。這四句分為三層：第一層是“漢恩自淺胡自深”——明妃在漢為禁閉于長門中的宮女，又被當作禮物送去“和番”，所以“漢恩”是“淺”的;胡人對她以“百輛”相迎，“恩”禮相對較“深”。這句講的是事實。第二層講“人生樂在相知心”，這是講人之常情。如果按此常情，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。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。這就接入第三層：明妃在胡不樂而哀，其“哀弦”尚“留至今”，當時之哀可想而知。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，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，而況胡人也并非“知心”。四句分三層，中有兩個轉(zhuǎn)折，有一個矛盾，只有把其中曲折、跳宕理清，才能看出王安石的“用意深”及其“眼孔心胸大”處(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)。南宋初，范沖“對高宗論此詩，直斥為壞人心術(shù)，無父無君”(李壁注解中的話，此據(jù)《唐宋詩舉要》轉(zhuǎn)引)，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。范沖是范祖禹之子，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，挾嫌攻擊，更不足據(jù)。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，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，用以突出民族大義，恰恰是可以“正人心，厚風俗”的，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、張元之流而發(fā)的，對后人也有教育意義。

　　《明妃曲二首》體現(xiàn)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，從描繪人物“意態(tài)”，到解剖人物心理，有渲染，有烘托，有細節(jié)描寫，相當于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。而在“用筆布置逆順”及“章法疏密伸縮裁剪”等方面，則又是把韓愈、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。這樣，就使詩歌的藝術(shù)手法更加多樣化，詩歌的表現(xiàn)能力更強。由于兩者結(jié)合得較好，故雖以文為詩，而形象性并不因之減弱，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，即其明證。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，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、讀古文之法來讀它，才能讀懂詩。

　　王安石

　　熙寧元年(公元1068年)，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：“當今治國之道，當以何為先？”王安石答：“以擇術(shù)為始。”熙寧二年，宋神宗問王安石：“不知卿所施設，以何為先？”王安石答：“變風俗，立法度，方今所急也。凡欲美風俗，在長君子，消小人，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”。熙寧二年（1069）二月，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，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。翰林學士范鎮(zhèn)認為實行“青苗法”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，然“少取與多取，猶五十步與百步”，七八月間范純?nèi)噬蠒�皇上，公開指責安石“掊克財利”，舍“堯舜知人安民之道”，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，說他：“置諸宰輔，天下必受其禍”。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，神宗說：“更張法制，于士大夫誠多不悅，然與百姓何所不便？”文彥博說：“為與士大夫治天下，非與百姓治天下。”第二年，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——《與介甫書》責難王安石“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”，“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”，“今介甫為政，盡變更祖宗舊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左之，成者毀滅之，棄者取之，矻矻焉窮日力，繼之以夜不得息”，“今介甫為政，首建制置條例司，大講財利之事，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，淮，欲盡奪商賈之利，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，使人愁痛，你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”。“或所見小異，微言新令之便者，介甫輒艴然加怒，或詬罵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辭之畢也。明主寬容如此，而介甫拒諫乃爾，無乃不足于恕乎！” ；列舉實施新法“侵官”、“生事”、“征利”、“拒諫”、“致怨”等弊端，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，恢復舊制。王安石則寫了《答司馬諫議書》回復：“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為，以膏澤斯民，則某知罪矣，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為而已，則非某之所敢知。”后司馬光向宋神宗辭職，隱居洛陽專心編纂《資治通鑒》。

　　變法背景

　　1、北宋初年，宋朝統(tǒng)治者由于對土地兼并采取“不抑兼并”態(tài)度，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(nóng)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，致使富者有田無稅、貧者負擔沉重，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(nóng)民苦難，因而造成各地農(nóng)民暴動頻繁。

　　2、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(fā)生多次戰(zhàn)爭，土地不斷遭蠶食。

　　3、宋朝內(nèi)部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。

　　“三冗”危機：

　　1、冗官，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(quán)的方式，集中皇權(quán)，比如，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，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、參知政事、三司使，來分割宰相的軍、政、財權(quán)。官職也不斷增加，導致北宋機構(gòu)臃腫；采用恩蔭制，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(shù)十個親屬當官；北宋大興科舉，科舉應試人數(shù)增加，取士人數(shù)也增加。

　　2、冗兵，政府為穩(wěn)定社會秩序招收流民入軍，軍隊數(shù)量增加，軍費增加。

　　3、冗費，冗官、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，北宋政府還要給西夏和遼“歲幣”，與此同時由于土地兼并現(xiàn)象嚴重，富豪隱瞞土地，導致財政收入銳減，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。

　　一大背景：軍隊渙散，指揮效率和戰(zhàn)斗力較低，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斗爭中常常失敗。

　　1、北宋政府為了防范武將實行更戍法，頻繁調(diào)動武將，導致兵無常帥、帥無常師并設立不同機構(gòu)管轄軍隊，調(diào)兵權(quán)與領(lǐng)兵權(quán)分離，削弱軍隊戰(zhàn)斗力。

　　2、為了穩(wěn)定社會秩序，北宋政府荒年募兵，招募流民當兵，軍隊戰(zhàn)斗力下降。

　　3、北宋以步兵為主，與北方少數(shù)民族的騎兵作戰(zhàn)處于劣勢。

　　4、武器生產(chǎn)管理混亂，影響軍隊戰(zhàn)斗力。

　　王安石變法

　　由于深得宋神宗賞識，熙寧二年(1069年)，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，次年，又升任宰相，開始大力推行改革，進行變法。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?shù)年P(guān)系，并認為只有在發(fā)展生產(chǎn)的基礎上，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。執(zhí)政以后，王安石繼續(xù)發(fā)揮了他的這一見解。在改革中，他把發(fā)展生產(chǎn)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。王安石雖然強調(diào)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(lǐng)導作用，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(chǎn)和經(jīng)濟生活，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，提出和堅持“榷法不宜太多”的主張和做法。以“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”推動改革變法，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，從農(nóng)業(yè)到手工業(yè)、商業(yè)，從鄉(xiāng)村到城市，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。與此同時，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，以提高軍隊的素質(zhì)和戰(zhàn)斗力，強化對廣大農(nóng)村的控制；為培養(yǎng)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，對科舉、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。變法觸犯了大地主、大官僚的利益，兩宮太后、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(lián)合起來，共同反對變法。因此，王安石在熙寧七年(1074年)第一次罷相。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，不能把改革繼續(xù)推行下去，于熙寧九年(1076年)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，從此閑居江寧府。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，保守派得勢，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。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。

　　變法內(nèi)容

　　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。治平四年(1067年)正月，宋神宗趙頊即位。神宗立志革新，熙寧元年(1068年)四月，召王安石入京，變法立制，富國強兵，改變積貧積弱的現(xiàn)狀。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(gòu)--制置三司條例司，條例司撤銷后，由司農(nóng)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。曾布、呂惠卿等人參與草擬新法。這些新法按照內(nèi)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、軍事、教育等措施，其具體內(nèi)容如下：

　　1.理財措施

　　最重要的是“民不加賦而國用饒”。

　　2.限制大商人

　　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，主要是均輸法、市易法和免行法。

　　3.均輸法

　　熙寧二年七月，頒行淮、浙、江、湖六路均輸法。由發(fā)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，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，然后按照“徙貴就賤，用近易遠”的原則，“從便變易蓄買”，貯存?zhèn)溆茫�借以�?jié)省價款和轉(zhuǎn)運的勞費。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，同時也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。

　　4.市易法

　　熙寧五年三月，頒行市易法。在開封設置市易務。市易務根據(jù)市場情況，決定價格，收購滯銷貨物，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，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，或賒購貨物。后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，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(gòu)。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(fā)揮了作用，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。

　　5.免行法

　　熙寧六年七月，正式頒行免行法。免行法規(guī)定，各行商鋪依據(jù)贏利的多寡，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，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。

　　6.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

　　調(diào)整國家、地主和農(nóng)民關(guān)系的政策以及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措施，有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稅法和農(nóng)田水利法。

　　7.青苗法

　　熙寧二年九月，頒布青苗法。規(guī)定以各路常平、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，其存糧遇糧價貴，即較市價降低出售，遇價賤，即較市價增貴收購。其所積現(xiàn)錢，每年分兩期，即在需要播種和夏、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，按自愿原則，由農(nóng)民向政府借貸錢物。收成后，隨夏、秋兩稅，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(xiàn)錢。青苗法使農(nóng)民在新陳不接之際，不至受“兼并之家”高利貸的盤剝，使農(nóng)民能夠“赴時趨事”，但具體實施中一些官吏強制借貸，借機敲詐盤剝。

　　8.募役法

　　熙寧四年頒布實施。募役法(免役法)規(guī)定由州、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。各州、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(jīng)費，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。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(nóng)村居民回鄉(xiāng)務農(nóng)，原來享有免役特權(quán)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，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。

　　9.方田均稅法

　　熙寧四年(1071年)八月由司農(nóng)寺制定《方田均稅條約》，分“方田”與“均稅”兩個部分。“方田”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，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，“均稅”是以“方田”丈量的結(jié)果為依據(jù)，制定稅數(shù)。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，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，也減輕了農(nóng)民負擔，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，遭到他們強烈反對。

　　10.農(nóng)田水利法

　　熙寧二年頒布。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，興修水利，修筑堤防圩岸，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。在王安石的倡導下，一時形成“四方爭言農(nóng)田水利”的熱潮。北方在治理黃、漳等河的同時，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“淤田”，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。

　　穩(wěn)定國家秩序，這一方面屬于軍事措施。鞏固國家秩序和整頓、加強軍隊的措施，有將兵法、保甲法、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(jiān)等。

　　11.將兵法

　　作為“強兵”的措施，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，裁汰老弱，合并軍營，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。自熙寧七年始，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、作戰(zhàn)經(jīng)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。將兵法的實行，使兵知其將，將練其兵，提高了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。

　　12.保甲法

　　熙寧三年頒行。各地農(nóng)村住戶，不論主戶或客戶，每十家（后改為五家）組成一保，五保為一大保，十大保為一都保。凡家有兩丁以上的，出一人為保丁。農(nóng)閑時集合保丁，進行軍訓；夜間輪差巡查，維持治安。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，與正規(guī)軍相參為用，以節(jié)省國家的大量軍費，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(wǎng)，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，以便穩(wěn)定國家秩序。

　　13.改革教育制度

　　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，整頓了各級學校，為社會培養(yǎng)需要的人才。王安石在變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、整頓太學和在州郡廣設學校。

　　熙寧四年(1071年)，頒布改革科舉制度，廢除以空洞的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，恢復以《春秋》，三傳明經(jīng)取士。即要求考生聯(lián)系當前實際采取參加經(jīng)義策論的考試。這就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(jīng)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，從而擴大了考選名額，使一大批新進之士取代反對改革的舊官。同年秋，實行分上、中、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。

　　王安石變法時改革科舉制度。廢除明經(jīng)諸科，進士科不再考詩賦，專考經(jīng)義和時務策。設明法科，專考律令、斷案等。舊有的科舉取士之不能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，與社會實際脫節(jié)。王安石的這一改革，主要目的是糾正過去的缺陷，選拔一些通經(jīng)術(shù)、明時務的人才為國家治理服務，以便由此選拔的人才能夠更好的為變法服務。

　　變法影響

　　王安石變法以“富國強兵”為目標，從新法實施，到守舊派廢罷新法，前后將近15年時間。在此期間，每項新法在推行后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，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，使中、上級官員、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(quán)，而鄉(xiāng)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(nóng)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，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(chǎn)者的統(tǒng)治，增加了財政收入。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、上級官員、皇室、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，司馬光當政時，最終新法被罷廢。不久，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，經(jīng)司馬光提議，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。

　　王安石變法和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(jīng)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。1000年來，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，后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，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，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。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(nóng)業(yè)政策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,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(nóng)業(yè)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(guān)注。在華萊士看來，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，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；王安石變法的措施，新政農(nóng)業(yè)政策同樣可以借鑒。

　　1944年，華萊士訪華期間，有關(guān)的報道寫道：“華氏研究中國歷史，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(nóng)政，備致推崇，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。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，圖書室中適有一部《王臨川全集》。王世杰羅家倫兩氏，因示華氏以該書。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，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。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、不畏祖宗之法等語，謂王安石整個精神，只是不畏任何阻力。華氏答稱:余于此頗悉。離院時向諸生演說，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，不畏天災，不畏任何阻力，效法蔣委員長，克服一切困難。在與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婦、羅監(jiān)察使家倫等閑談中，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(guān)各節(jié)，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“新政”之第一人；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(guān)王安石之事跡，并訪得其后人。在沈部長歡宴席上，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，并進而以現(xiàn)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恒，發(fā)為一種樂觀的期待。”

　　華萊士為什么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？在他看來，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(jīng)濟形勢非常相似，一方面出現(xiàn)農(nóng)產(chǎn)品過剩，一方面由于美國農(nóng)業(yè)信貸系統(tǒng)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，一般農(nóng)民無法取得貸款，土地被地主收回，生計日窘，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，使農(nóng)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，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。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權(quán)時期不能實現(xiàn)，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(xiàn)實。1930年正值美國經(jīng)濟大蕭條時期，時任農(nóng)業(yè)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，在美國建立常平倉（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），一方面實施農(nóng)業(yè)貸款，一方面收購多余的物資和糧食食品，免費發(fā)給城市人民，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 ，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(wěn)定，為美國度過經(jīng)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某種程度上講，是王安石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(nóng)民。

　　變法成果

　　熙寧六年(1073)，在王安石指揮下，熙河路經(jīng)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，收復河(今甘肅臨夏)、岷(今甘肅岷縣)等五州的作戰(zhàn)。宋軍收復5州，拓地2000余里，受撫羌族30萬帳，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(qū)的有利戰(zhàn)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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